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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如“缙绅”，原指“系绅带而插笏”。笏，是古代大臣们上朝时，随身携带用来写“发言提纲”或做“会议记录”的狭长板子，有点像今天的“商务通”。这板子在不用时，就插在腰间那条绅带上，就像今人把呼机或手机别在皮带上一样。所以，缙绅也就是大臣。后来，凡是有系绅插笏之资格，再后来，凡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，便都称为“缙绅”，又称“绅士”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“皮带族”。不过，今天的“皮带族”可不都是绅士，甚至可能连“白领”都不是。至于现代“绅士”们，则八成是不会把手机、呼机、商务通“一个都不能少”的全都别在皮带上的。
此外如“乌纱帽”、“石榴裙”，也都用于指代某些特定身份的人。“乌纱帽”是明代公服，“石榴裙”是唐代时装。戴“乌纱帽”的好歹也是个七品县令，穿“石榴裙”的则多半是都市丽人。再如“纨绔”，原本是指用细致洁白的薄绸(纨)做成的一种不连裆的套裤(绔)，类似于今之开裆裤。这种服装，依例只有贵胄子弟才能服用。贵胄子弟穿着这样“又轻又薄”的开裆裤到处吃喝玩乐，寻花问柳，自然“轻薄”得可以，所以“纨绔”又用来指古时的“高干子弟”和“轻薄少年”。至于长衫，则为儒生之服饰。孔乙己的一件长衫，尽管又脏又破，却决不肯脱下，就是害怕丢了他读书人的身份之故。
<strong>人生礼仪</strong>
一个人的服饰既然由身份来决定，那么，身份的获得也就当然由服饰来表明。比方说，授予学位要戴博士帽，授予军衔要换肩章等等。人的一生中，身份显然要屡屡变化：成年、婚娶、生子，最后要死。有的人，还要担任和晋升职务，获取功名。这样，服饰的变换便贯穿一个人的终身，成了一个人的人生礼仪。
人生礼仪中最重要的是男子的“冠礼”和女子的“笄礼”。冠礼和笄礼，说白了，就是改变发式。清代以前，古人是留全发的。婴儿生下三个月后，要选择黄道吉日，剪一次头发，只保留两小撮。这两小撮头发，男孩留在左右两侧，有如牛头，叫“角”；女孩则一前一后，有如马首，叫“羁”。也有按男左女右的方位只留一小撮的。也就在这一天，母亲把孩子抱去见父亲，父亲拉着孩子的右手或抚摩着他的头，给他起一个“名”。这一仪式，无妨叫做“命名礼”。它标志着承认孩子已正式来到人问，加入家族。
剪去的头发长出之后，便不再剪，而是向两边分梳，长齐眉毛，叫做“两髦”。所以儿童又叫“童髦”。或者把“两髦”总束起来，扎在头上，一边一束。这两束头发，男孩的状如兽角，叫做“总角”；女孩的状如树桠，叫做“丫头”。所以孩童时代又叫“总角之时”，年幼或地位低的女孩又叫“丫头”。
男孩长到二十岁(二十岁左右)，女孩长到十五岁，就要举行“冠礼”和“笄礼”。所谓“冠”，就是把头发盘到头顶上，先从根部束住，盘成髻然后加冠以固定。“笄”则是不用冠，只用“笄”或“簪”固定。冠笄之前，要先用“筮法”来决定日期和加冠加笄的来宾，叫“筮日”和“筮宾”。这日期，便有似于西方之“受礼日”；这来宾，则有似于西方之“教父”。届时，来宾就在一定的礼仪程序中把规定的服饰授予该青年，并为他们取一个“字”。宾取之字与父命之名，一般都有一定的联系，其意义或相同，或相反，或相关。如颜回字子渊，取“渊乃回水”之义；又如曾点字皙，取“点乃小黑”而“皙乃色白”之义；再如苏轼字子瞻，苏辙字子由，盖因轼是车前横木，瞻是凭轼观看，而“辙由轨出”。这两个人的名和字，倒与他们的性格相符：苏轼做人行事较为前瞻，苏辙则循规蹈矩得多。
有了字，也就有了尊称。直到民国时期，中国人如要表示尊敬或客气，都要称对方的字，有如俄国人之称“父名”(彼得洛维奇之类)。卑者对尊者说话，只能称字。尊者对卑者说话，则直呼其名。但是，无论尊卑，自称都不能称字。子路固然只能说“由也为之”，便是孔子，也只能说“丘也闻之”。如果自己称字，便是失礼，也是大笑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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