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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命关天，当然不能含糊。穿衣戴帽，又岂能说是小事?
其实，中国人并没有厚此薄彼，只重饮食不重服饰。我们常说的“衣食住行”、“衣食父母”等等，“衣”不是就排在“食”的前面吗?衣不蔽体，不是和“食不果腹”同样悲惨吗?所以，就像吃饭是政治问题一样，穿衣也会和政治发生关系。就拿前面提到的那位身为“内阁总理”的“天官冢宰”来说，他就不但领导着一大帮厨子，也领导着一大帮裁缝。在他的下属官员和职员中，也有不少人在编制上，是归属于“服饰部”的①。人数虽然没有“膳食科”多，却也相当可观。
<strong>文明与野蛮</strong>
事实上，正如治国之道常常被看作是烹调术，它也常常被看作是纺织业。中国古代的所谓“圣王”，都被描述成“经天纬地”的大人物。经，是织布机或纺织品的纵线，纬则是横线。经天纬地，就是像纺纱织布一样有条有理地治理天下。
其实，所谓“治理”，原本也是纺织业上的术语，即把一团乱麻或乱丝，“理”出一个头绪来。治理的“治”，本来是“乱”(乱)，而“乱”这个字，本义又是“治”。它的字型，上面有“爪”，下面有“又”，中间是丝。丝容易“乱”，所以必须用一只手在上面抓着，又一只手在下面托着，才有可能“理顺”。理顺就是“治”，不理顺或理不顺就是“乱”。天下大乱以后便是天下大治，天下大治以后又天下大乱，真是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，所以要有“经天纬地”的大人物来收拾局面。后来，大家也觉得治和乱都用一个字，难免混淆不清，于是才用治水之“治”，代替了理丝之“乱”(乱)。
治理天下国家，既然有如“理乱丝”，或如“烹小鲜”，则“王天下”者，也必是裁缝或厨师。比如伏羲(庖牺)是大厨师，黄帝(轩辕)则是大裁缝。据说，他是我们民族最早的服饰发明家，也是最早拟订服饰体制的大礼学家。黄帝的主要发明，是旃、冕和旒。旃是一种军旗，冕是一种礼帽，旒则是旗下的飘带和冕前的下垂物。看来，黄帝的主要贡献，在于“饰”。而养蚕业和制衣业的发明人和领导人，则分别是他的正妻嫘祖和他的臣属胡曹。当然，他们的功劳也都可以照例归于黄帝。据说，自从黄帝制定了服饰礼仪后，紊乱无序的天下便变得井然有序了。以后，尧、舜二位，也照此办理。传位到禹，虽然自己的穿着不讲究，但祭礼之服还是不含糊的。这就叫做“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。
伏羲是三皇之首，黄帝是五帝之先，尧和舜都是神话了的部落联盟长，他们几位带了头，以后的“圣王”，或比圣王低一等的“明君”，或比明君还低一等的候补明君，以及预备辅佐他们平治天下的儒臣门，便都相当地重视服饰的事情，而且往往能“上纲上线”到国家兴亡、民族存亡的高度。比如衣襟向右开(右衽)还是向左开(左衽)，就不是可以马虎的小事。有一次，孔子和他的学生讨论对管仲的评价问题。他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都认为管仲“不仁”。因为管仲原是公子纠的师傅。齐桓公(即公子小白)与公子纠争夺君位，杀了公子纠，公子纠的另一位师傅召忽因此殉节而死，而管仲非但不自杀，反倒投靠桓公，成了桓公的得力辅佐，这不是叛徒吗?怎么能算是“仁”呢?孔子却说，啊!要是没有管仲，我们这些人，只怕都早已披着头发，衣襟向左边开了!可见，在孔子这里，衣襟向哪边开，至少比谁当国君要重要一些，也比什么“从一而终”要重要一些。
这就很有些非得要弄清姓资姓社，分个白猫黑猫的味道了。其实，不管白猫黑猫，能逮老鼠就是好猫。同样，也甭管右衽左衽，穿着舒服漂亮就是好衣服，哪怕当中开缝也行。然而孔子他们不这么看。在孔子他们看来，衣襟要是开反了，就会从文明变成野蛮。儒家是很看重这个区别的。用他们的话说，就叫“夷夏之别”。夷就是蛮夷，也就是野蛮人；夏就是华夏，也就是文明人。文明人和野蛮人有什么区别呢?首先是吃饭不同，——野蛮人吃生肉，文明人吃熟食。再就是穿衣不同。《礼记?王制》说：东方的野蛮人叫“夷”(东夷)，披头散发，身上刻花纹(披发文身)；南方的野蛮人叫“蛮”(南蛮)，也是光着身子，脸上脚上刻花纹(雕题交趾)；西方的野蛮人叫“戎”(西戎)，披头散发，拿野兽皮裹在身上(被发皮衣)；北方的野蛮人叫“狄”(北狄)，拿鸟羽毛做衣服，住在洞里(衣羽毛穴居)。这些都是“不开化”民族，通通只能算作野蛮人，没法和华夏民族相提并论。
其实华夏民族先前也是茹毛饮血光着屁股的。能拿兽皮鸟羽遮遮身子，就很不错。任何民族都有一个“开化”的过程。“开化”之前，谁不是这样?然而现在不同了。现在既已得了“先王教化”，衣冠楚楚起来，自然要视披发文身为野蛮，羞与为伍。甚至连衣襟向左边开都要视为奇耻大辱，不能接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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